林语堂是我不喜欢的作家之一。虽为国学大家，却汲汲于《生活的艺术》等所谓闲淡小品，固然有时嬉笑怒骂，却以“幽默”为人所知，所作《京华烟云》总是令我想起张恨水，儿女情长不似，欲摹天下不能。总体去同时代的鲁迅甚远。或许年少气盛，不能参透林先生在这些文字里的雅致，所以我一直避而远之。看《苏东坡传》不过是偶然。

　　林语堂在国外时间长，所以写得一笔颇具欧美风情的文章，《苏东坡传》不过是其一。这不是一本中国人普通理解范畴内的个人传记，虽然以时间为轴，却没有连贯的情节，仿佛一粒粒外观相似却无甚重大关联的珠子穿在一条名叫“苏轼”的线上，极少对话，亦无过多的生活细节描写，中间大量夹杂着对诗、词、画、书法、宗教、历史、哲学、建筑、工程学、自然美景等的评述。凡大家落笔，必有野心，不同之处在于，林先生举重若轻，寥寥数笔，与其说是一位文人的生平莫若说是一部藉由个人述说国学、史观的专著便跃然纸上。

　　以上总体观感。下面是读完《苏东坡传》后的几个问题。

　　一是王安石变法。林语堂将王安石变法称之“国家资本主义”的一场不计后果的试验，其目的是“使国库丰盈”“以御外侮”，其手段是“国与民争利”，推“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最后民生凋敝，国运大坏。考虑到此书写于20世纪30、40年代，林先生极有可能将对现实中国的一些疑虑和不满注入此书，并且对当时的读者而言，似乎有一个显而易见的无需论证的前提，即“国家资本主义”的危害毋庸赘言。因此林先生在本书中一言以蔽之或者不愿意再花费力气对之进行评价，于是我们看到的是新法实施后的诸般惨状，并且以此倒推出反对新法之人的忧国忧民、富有远见以及推行新法之人的冥顽不灵、刚愎自用。这似乎有简单粗暴的嫌疑，因为中国有“文如其人”之说，从文章来看，主推新法的王荆公安石，反对新法的司马光、欧阳修、苏氏三父子等，均是道德情操高尚之辈，算是有宋以来顶尖的人才，其言其行必无私虑，然而却剑拔弩张，令人费解。若只是政见之争，以诸君品行，必无戕害之事发生；若非政见之争，以文会友，该是莫逆才对。但是，林先生却没有描写到此，因此从一开始，推行新法的和反对新法的就已经是两个阵营了，正是对新法的异议，林先生把王安石写成深谋远虑，“欲以天下苍生之运全一人之功名”的枭雄，并且不遗余力地对新法推行的可怕后果进行描写，似是犹嫌不足。到这里，我差点对王荆公的“熙宁变法”变得怀疑，幸好我又看到这些年来以“大史观”备受推崇的黄仁宇的一句话，“若是变法成功，中国的历史进程一下子就提前了1000年”。

　　看来，无论大家，还是凡夫，想要跳出时代的局限，困难重重。

　　二是苏东坡的遁世之想。在林先生眼里，苏东坡是天才的诗人，该自由自在才是。可是苏东坡毕竟是儒家浸染出来的，“习得文武艺，卖于帝王家”，“十年寒窗苦，一朝天下知”，无论政见如何，无论是否高瞻远瞩有超越时代的眼光，或者是否困于时代藩篱成为进步之阻力，科班出身、一举高中的苏东坡该是有匡扶时世的凌云之志才对。苏东坡少年得志，自壮年开始在政治生活中受到冲击，虽有短暂的时间贵为宰相，但其后半生与贬谪相伴，最后左迁现在的海南。正是从书的后半段开始，林先生笔下的苏轼开始有隐退之心，有放弃世事寻求个人内心平静的趋向，甚而研修佛理、寻仙访道，炼取丹药。

　　如果困苦厄运可以让一个人屈服的话，那么这个人该是一般的庸才，不能是苏东坡这样的大才。

　　苏东坡文章绝妙，与弟弟子由、父亲老苏一门占“唐宋八大家”之三，林先生评价同为“八大家”之一的弟弟苏辙不及乃兄百分之一；苏东坡词才绝世，开豪放一派先河，有“苏辛”之说；“苏黄米蔡”，苏字独占鳌头。并非只有这些虚名，苏东坡开水利、赈灾民，政绩斐然，现今的西湖苏堤犹在。如是兼具绝世文才和干练实才、写出“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的苏东坡，晚年竟也落入了中国文人的宿命（入世则为儒，出世则为释道）。可惜苏东坡竟也写出“惟愿我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世事如梦，君不应眠；人生炎凉，君不应弃。斯有奇才，何不再发少年狂。